楊聰榮（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／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）
歐盟《數位服務法案》（DSA）自2024年全面實施以來，成為全球數位平台監管的標竿，旨在打造更安全、透明且公平的網路環境。然而，這項法規不僅對美國科技公司造成沉重的財務與營運壓力，更在美歐之間掀起地緣政治與經濟博弈的波瀾，凸顯全球數位治理的分歧與挑戰。對台灣而言，DSA的影響不僅是國際趨勢的縮影，更為我們的數位政策與科技產業提供重要啟示。
DSA對美國科技公司的衝擊首當其衝在於高昂的合規成本。根據電腦與通訊工業協會（CCIA）研究，DSA每年為美國科技公司帶來約7.5億美元的直接合規成本，若加上罰款與訴訟，單一企業可能面臨每年43億至125億美元的損失。此外，2024年因業務調整導致的收入損失高達329億美元，總計對企業的年度影響可能達976億美元。這些成本包括增聘法務與技術團隊、調整產品設計、強化內容審查與透明度報告，以及支付依全球收入計算的監管費用。對Meta、Google等大型平台而言，DSA的嚴格要求迫使其重新設計廣告模式與演算法，甚至退出部分市場服務，進而導致市場估值下滑，預估折損7%至12%。
如此高昂的合規負擔引發美國強烈反彈。美國前政府視DSA為「數位關稅」，透過外交管道施壓，試圖縮減其影響範圍，並批評其對「非法內容」的模糊定義可能限制言論自由，將其視為針對美國科技企業的打壓。美國國務卿馬可·盧比奧簽署的外交電報顯示，美國駐歐盟使團積極遊說，要求放寬DSA監管標準。此舉不僅反映美歐在數位治理理念上的分歧，美國強調市場自由與企業自主，歐盟則主張公共利益與嚴格監管，也讓DSA成為美歐貿易談判的焦點，影響關稅協議進展。
DSA的影響不僅限於美歐之間的經濟爭端，更對全球數位治理產生深遠衝擊。作為數位監管的先驅，DSA的「布魯塞爾效應」已影響英國、巴西等國的立法方向，其分層監管架構與透明度要求成為他國參考範本。DSA的模糊定義與執法不一致也引發爭議。人權團體擔憂，過度監管可能損害言論自由，而威權國家可能借鑑其框架來合理化資訊審查，進一步加劇全球數位空間的碎片化。這對台灣而言，提醒我們在制定數位政策時，需謹慎平衡監管力度與自由開放的網路環境。
對企業而言，DSA的挑戰也帶來新機遇。市場對合規技術的需求激增，AI驅動的合規解決方案成為企業降低成本的利器。然而，中小企業因資源有限，難以承擔高昂的合規成本，可能在歐洲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。這對台灣的中小科技企業而言，是一個警訊：若未來全球數位監管趨嚴，企業需提前投資技術與法務能力，才能在國際市場立足。
展望未來，DSA將於2025年11月迎來首次政策評估，這將是歐盟調整執法細節與平衡創新的關鍵時刻。對美國科技公司而言，與其被動抵制，不如主動適應，透過在地化產品設計與合規技術投資降低風險。對全球數位治理而言，DSA的成敗取決於能否在保障公共安全與維護自由競爭之間找到平衡。若成功，DSA或許能成為數位時代的治理典範；若失敗，則可能加劇「數位冷戰」，讓全球網路生態更加分裂。對台灣來說，DSA的經驗顯示，數位治理需兼顧創新與監管，並與國際接軌，避免在全球競爭中落後。
在這場數位治理的博弈中，美歐雙方需超越零和思維，尋求合作共識。對台灣而言，DSA的啟示在於，政府與企業應攜手制定前瞻的數位政策，強化技術自主與國際合作，以因應日益複雜的全球監管環境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確保台灣在數位時代的競爭力與影響力，免於被高昂的合規成本與地緣政治對抗削弱創新動能。
